在4月23日上午，退休教师孙红云老师带我们桃蹊采访小队到了我们这次的采访对象———张有年老师的家中。我们特意起了个早，到达时不过八点多钟，但张老师却早已收拾妥当，穿戴整齐端坐在沙发上等着我们了。带队的孙老师对张老师很是尊敬，我们不由得感受到张老师独特的人格魅力。
　　待众人落座之后，家里的阿姨端上了一盘葡萄，并在每人面前放了一杯茶。虽然用纸杯盛着，但是茶水很是清透，有淡淡的茶香弥漫了开来，张老师微笑，示意我们尝一下。短暂的寒暄之后，张老师说了：“别耽误孩子们学习的时间。”于是，我们的采访就这样开始了。因为张老师平素为人低调，所以我们事前不曾对这位看起来十分和蔼的老教授有过太深了解，只知道老师生于1928年。我们的小记者问起了老师对于当年抗日战争的印象，老师于是开始讲述他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像画卷一样在我们眼前慢慢铺开。张老师生在江苏镇江一个普通的家庭里，老师说，太小的时候没有很深的记忆，在他青少年时期，曾逃难去苏北一年多，回来之后，故乡已被日军攻占。他生活在沦陷区，过着受日军压迫、受奴役的日子。张老师还笑呵呵地告诉我们，当时他们学校里都要学习日语，但是他们学生虽然还不懂事，但都对日本侵略者怀有敌意，“我们啊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压迫。”于是当时学生们的学习热情都不高，日语学得一塌糊涂。“我到后来真是一句都不会说了，都忘光了。”张老师少年时候单纯的想法不禁逗笑了我们。到了考大学的时候，张老师报考了很多大学，有南京中央大学、还有上财的前身国立上海商学院等等。当时很多年轻考生包括老师自己，因为家庭困难，就带着一张席子，“晚上就裹着席子睡在学校大厅的走廊里，白天参加过考试，再赶去另一个大学的考试。”虽然苦，但最后他还是考进了当时的国立上海商学院即今天的上海财经大学，开始了他与“上商”的一段情缘。
　　张老师的所有进步热情都是从大学开始的。正如老师之前所说，他到高二（当时高中只有两年）之前一直生活在沦陷区，后来抗日胜利，又换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抗战刚胜利的时候，人们对国民党抱有很大的希望，觉得终于把日本人赶出去了，中国也成为‘四大强国’，以后只要好好地建设国家，大家就能过上好日子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在张老师的记忆中，国民党贪官污吏横行，物价飞涨，人们对国民政府也是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带着对现实的不满，张老师来到了上商，虽然当时这里因为刚刚复校并且反动势力强，而导致进步势力力量薄弱，但这里进步的思想还是大大开阔了张老师的眼界，让他逐渐走上了一条有意义的人生道路。在大学里，张老师积极参加各种学生自治社团，参加进步活动。特别是他第一次参加的示威游行活动，让他记忆犹新。
　　在老师的讲述中，我们逐渐走进了那段历史。那是1946年底的圣诞节前后，美军士兵强行侮辱了北大女学生沈崇，舆论激愤，引发北京的学生多次暴动。很快地，消息传到上海，传到上海的进步学生中间来。当时上商有一个“膳食管理委员会”，是一个学生自己管理的自治部门。前面也提过，学校反动势力强，因此这个唯一的学生部门就成了这次活动的领头羊。当时刚刚用过晚饭，委员会的一个委员站了出来，慷慨激昂地向同学们述说了北京发生的“沈崇事件”。美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暴行引起了这些青年大学生的公愤，在这种气氛下，很快有很多人响应这次示威游行活动，张有年老师也是其中之一。
　　张老师说起他能很快地接受先进思想的原因来，他给我们总结了三点。首先是他自小生活在沦陷区的生活经历；其次，国民党的腐败让他深恶痛绝；最后，上商进步势力受到国民党迫害严重，让他深刻地感受到国民政府统治的残暴。
　　张有年老师毕业于1950年，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都是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制度下，大学课程也亟待更新。当时建国前，大学并没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政治理论课程，更没有这方面的师资力量。刚开始，学校只能邀请一些解放军老干部来为同学们讲社会发展史等基础启蒙课程，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中央想出办法，让各高校留一批自己的毕业生，送去人民大学统一进修。张老师就是第一批被留下来的毕业生之一。而他是统计专业毕业，对政治理论几乎是一无所知。许许多多像张老师这样的毕业生，带着对党的热爱，毅然走上了与自己所学全然不同的道路。“你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的，党指向哪里，哪里需要你，你就去哪里，”顿了一下，张老师补充说：“当时我们都很高兴，毕竟只有被党信任的人，才能从事政治理论方面的工作。”在人大，这些来自各个其他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俄语翻译的帮助下，努力接受苏联老师的讲授，进度缓慢，靠摸索随堂笔记来掌握课程，以便能为自己的学校开设课程做准备。就这样，几届毕业生的积累，终于使得中国高等教育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渐成体系。而背后，是许许多多像张老师一样一线的教育者一步步“白手起家”。
　　张老师从事了一辈子的理论教育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马列主义的真正灵魂是“理论联系实际”，我们要做的，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我们现在走的一条发展道路，是前人没有走过的崭新的，是从书本里学不到的。”张老师以当时城市转向农村的党的工作重点的正确转移的史实告诉我们，“解放思想”，是党和国家乃至个人发展的正确选择。“我们要想改变客观世界，首先要改变自己的主观世界。”也许会有很多人觉得老师说的有些过于“高大上”，但当时我们确实切实的感受到张老师深沉的思想和热切的期盼。
　　张老师见证了上财七十年的发展，经历了学校的两次“下马”和“复校”，他认为，学校的起起落落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密切相关。国家若想实现“中国梦”的发展目标，经济发展还是首位的，就需要大批的优秀管理人才、经济精英，而这就是我们学校和我们上财学子发展的最好机遇。“希望在校的学生，能够好好学习，抓住机遇，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语言朴实，感情却是再真挚不过。这是一位和上海财经大学共同成长的老教授在百年校庆之际，对学校、对学生最殷切的希望。